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但其中也隐含着历史。本篇以民国时期文学作品为基本材料展开的时钟发现之旅，至少更加印证了以下基本事实：在民国时期的都市，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时钟的社会里，时钟有时只是家庭的摆设，有时又显得须臾不可或缺。

即使是那些自闭的旧家庭旧人物，也不能逃脱时钟的注视。有了时钟，时分秒的现代计时制自然也随之深入人心。其实，时钟在文学作品里登台亮相，早在雍正时期就开始了。

但是，无论是雍正、纳兰性德的咏诗钟，还是《红楼梦》《老残游记》中的自鸣钟，都纯粹是作为一种时计而出现的。只有在民国时代，时钟才被赋予了如此多的象征意涵。

它在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既是现代都市生活的见证者，也是罪恶的资本社会的参与者。在写实主义一派的作品里，时钟是人生存状况的隐喻，它忽快忽慢，象征着脱离时代轨道的人生。

而在徐志摩的诗歌和穆时英的作品中，时钟时间才不再是简单的刻度而具有了独立的功能：它作用于主体的身体和心灵，影响了他们的内在心理状态并造就了新的时间感知体验。

钟表的普及提供的是更为便利的测时方式，而无线电等通信方式的出现，则为人们提供了更快捷准确的授时方式。

在近代，测时、授时方式的近代化也引起了时间制度的相应变革——传统的视太阳时计时被国际通用的平太阳时取代，沿用了几千年的地方时制逐步改为标准时制。

雍正

毫无疑问，这些时制的变革都共同地指向时间的标准化和统一化。而标准时制的推广，又与近代新式交通的发展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新式交通引发了大规模的短时间内的远距离社会流动，使得原本各行其是的地方时间不再适用，才萌生了建立超越地区的共同时间参照体系的社会需求。

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钟表的社会作用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才能发挥、体现出来。交通作为最需要时间约束以维持工作效率的现代生产部门，对传统的时间体验以及时间与空间关系进行了深刻改造。

对近代交通运输系统而言，钟表的精确计时对其正常运行起到了基本的保障作用，而对个人来说，便携式钟表使个人随时知晓时刻并调整行动成为可能。同时，新式交通还进一步催生了人们对精确时间的需求，使钟表时间深刻地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近代，交通与时间之间的天然联系由于机械技术的变革而变得更为紧密，这一点，在晚清的竹枝词和许多咏物诗里即已有所表现：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指火车）；自开电报地球通，千里遥传一刻中。更可暗排机密码，人工直欲夺天工（指电报）。这些诗词，记录了人们刚刚目睹新式交通和通信并为其神奇功能所惊叹的心理体验。

此外，新式交通、通信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社会近代化进程，它打破了前现代社会的封闭生活形态，促进了跨地区的远距离社会交往和社会控制，部分实现了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分离——它改变了前现代时间和空间相连的在场特性，将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定社会场所中解放出来，从而深刻地变革了古代时间时空不分离、情境化的特点，塑造了与之相反的时间特性。

近代政治人物常用通电的方式发表声明，使信息在瞬间传遍南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者，商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不断增值，而新式交通提供了更快速的运输方式，它加快了人、商品以及信息的社会流动速度，能够更好地地帮助商人抢占商机，牟取更大的利润，这也使得人们对于时间的商业价值有了更强烈的体认。

明末清初，因为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的时间计量标准做出了重大变革，从传统的辰刻制变为西方的时分秒（Hms）制。但是，他们对国人在时间概念认识上的影响并不止于此。

比如，今天普通中学生都能理解的时差概念，其现代形式的科学解释就最先出现在利玛窦、熊三拔等传教士的著作中。这一概念的传入，打破了日出为昼，举世皆同其时的普遍观念，为中国人理解时间的地方差异提供了科学的认知。

然而，直到清末民国，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以及国际化的需要，时差这一概念才真正普遍地影响到时间制度的变革，从视时到平时、从地方时到标准时，这些对民众生活时间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制变化，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延伸与落实。

然而，尽管已有学者对时差概念的传入以及标准时制的推广做出过考察，但其陈述无疑都过于粗疏。实则，关于此一问题的更多新材料的发现，说明这个历史过程有待更细致的梳理。

大约在17世纪，中国古人秉持的以天圆地方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地球观开始遭到挑战。在利玛窦等传教士发起的第一次西学东渐活动中，日心说和新的地球观与天主教神学一起传入中国。

宇宙并非天圆地方，而是一个转动的球体，中国也并非世界的中心，这一新的宇宙观给中国士大夫在观念世界、感觉世界所带来的震撼意义，已经引起了思想史和科学史学者的充分重视。而它对中国时间计量方面产生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科技学史学者关增建就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证了这一点。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的地平观念不可能导出地方时观念，它也无法解释偶尔被古人发现的地方时现象。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则导致了传统时间计量存在着某种先天不足，并导致在处理与地方时相关的问题发生计算错误。事实上，古人几乎是想当然地认为普天之下都是雄鸡一唱天下白，人们都在同一轮明月下感受天涯共此时。

地球观念尤其是地圆观念的传入，则彻底改变了上述局面：利玛窦在传入的地球学说中，已经对相应的地方时概念做了明确解释，利氏称：其言地圆也，曰地居天中，其体浑圆，与天度相应……以东西京都定天下之衡，两地经度相去三十度，则时刻差一尘。

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相反焉。实则，在明末撰写中文著作的传教士中，对地方时概念做出解释的绝不止利玛窦一人。

在年出版的《表度说》和年出版的《天问略》中，传教士熊三拔和阳玛诺都对地方时概念做出了非常详细的定义，并且还各自给出了验证的办法。在《表度说》中，熊三拔罗列地方时现象首先是为了论证地之本像，圆体也，因为只有在球体而非方体上，各地太阳出没时刻才可能是各异的，作者指出：

日月诸星虽每日出入地平一遍，第天下国土，非同时出入。盖东方先见，西方后见，渐东渐早，渐西渐迟。如有人居东，又一人居西，东西直相去试七千五百里，则东人见日为午正初刻，此际西人乃见日在禺中为己正初刻也。

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为地二百五十里，若相去百八十度，则东方之午为西方之子，相去九十度，则东方之午为西方之卯矣，余度俱依此推。

在一系列的分析之后，作者以故明有时差者不能不信地圆也作为论证的结束，这也是中文时差一词的最早翻译。在古代，只有少数中国人因长途跋涉而感受过相隔遥远的地方存在时差现象，而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人，因为无从解释而多将其理解为两地在时间表达上不能同步。

比如，元代的耶律楚材游历西域时发现京城的月食通常发生在子时，而塔什干城的月食竟然未尽初更而月已蚀矣。对此，他经过思考后认为原因是中原与塔什干发生月食时间相同但时间计量标准不同。

又如，唐代天文学家僧人一行也发现了这种现象，他将之笼统解释为千里互差一时，并将之命名为里差。

然而，严格来讲，里差表达的只是模糊的地方时概念，尚不能确切地理解地方时的真正意义，也没能解释这种现象与天象运动的真正关系。《天问略》虽然坚持的是陈旧的地心说，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认同地圆说的基础上确认时差的存在。